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  王紅茹 | 北京報道

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(huán)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(fā)展穩(wěn)定任務，中國經濟迎難而上、穩(wěn)中有進：今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593034億元，按不變價格計算，同比增長5.5%，比一季度加快1個百分點。

分季度看，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4.5%，二季度增長 6.3%。

總的來看，上半年，隨著經濟社會全面恢復常態(tài)化運行，宏觀政策顯效發(fā)力，國民經濟回升向好，高質量發(fā)展穩(wěn)步推進。但也要看到，世界政治經濟形勢錯綜復雜，國內經濟持續(xù)恢復發(fā)展的基礎仍不穩(wěn)固。

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，7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，要用好政策空間、找準發(fā)力方向，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(fā)展。要精準有力實施宏觀調控，加強逆周期調節(jié)和政策儲備。要繼續(xù)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(wěn)健的貨幣政策。

圍繞當前復雜嚴峻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，業(yè)內“要加大宏觀政策配置力度”的呼聲很高，對于擴張的期望值也很高。

在高質量發(fā)展的時代背景下，采取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與高速發(fā)展階段有哪些不同？在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宏觀政策配置應該注意什么問題？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記者近日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委書記高培勇。

要立足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謀劃宏觀政策配置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：針對當前宏觀經濟運行狀況，7月2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,“要精準有力實施宏觀調控”。此前“要加大宏觀政策配置力度”的呼聲很高，我們該怎么理解和看待當下的宏觀政策？

高培勇：首先，當下人們所議論的宏觀政策往往是狹義而非廣義，特指的是逆周期調節(jié)的宏觀政策。立足當下的語境，又實際指的是擴張性宏觀政策。重點關注的應該是宏觀政策如何擴張，以及擴張到何種程度的問題。

其次，當下我們身處的是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而非高速發(fā)展階段。具體落實到今年的工作當中，是指立足于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。階段不同，背景自然不同，固然可對宏觀政策配置格局做多方面探索，但有一條可以確定：一定要同高速增長階段有所不同，甚至大不相同。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：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相比之前的高速增長階段，在宏觀政策配置方面有哪些不同？

高培勇：我們不妨以兩個分析樣板作為參照系，作比較之用。

第一個分析樣板是實踐層面的。在高速增長階段，一個突出樣板是2008—2010年的宏觀政策配置格局。我們在今天討論宏觀政策配置時，要讓現今的宏觀政策配置格局有別于2008—2010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宏觀政策配置格局。

第二個分析樣板是理論層面的，即新發(fā)展理念。新發(fā)展理念就是“指揮棒”“紅綠燈”，指揮棒告訴我們該往哪個方向前進，紅綠燈告訴我們哪些方面可以走、哪些方面不能走。

除此之外，統(tǒng)籌發(fā)展和安全也可以看作一個分析樣板，強調要把發(fā)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礎之上。

實踐分析樣板提醒我們，要避免再次走入一段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；理論分析樣板告誡我們，一定要立足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來謀劃宏觀政策的配置格局。因此，清晰地界定宏觀政策配置在當前該做什么、不該做什么，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，十分重要。

宏觀政策配置要做成本效益分析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：當前我們關于發(fā)展目標的表述，在“更高質量，更有效率，更加公平，更可持續(xù)”后面加了一個“更為安全”，意味著我們對于當前宏觀政策的配置一定要同以往有所不同。在您看來，這種不同具體體現在哪兒？

高培勇：首先體現在宏觀政策配置要做成本效益分析。因為任何政策的成本和效益都是并存的，刺激政策顯然存在積極作用，但同時刺激政策也會帶來成本，需要時間去消化。我們要做的即是“增效益，降成本”，在增加效益的同時著力降低成本。任何宏觀政策的實施，尤其是擴張性政策，都會帶來一定的成本。不付出成本就不可能取得效益，付出成本是必要的。問題的關鍵在于，效益一定要大于成本。經濟學研究宏觀資源配置，其中一個基本原理是帕累托效率，帕累托效率同樣強調“所得要大于所失”。

我們面臨的問題是，有關宏觀政策配置的分析，往往僅著眼于效益或更多關注于效益。比如潛在GDP增速如何，實際GDP增速如何，要拉近潛在和實際經濟增速之間的距離，需要何種或多大的擴張力度，才有助于實現宏觀經濟增長目標。

顯而易見，這種邏輯缺乏對成本的把握。比如未考慮到成本如何，扣除成本后的效益還剩多少，是否有可能變成負效應等，這些同樣也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。

我建議，在有關宏觀政策配置主張的分析中，要添加上對于成本的分析，要將成本和效益都計算清楚，不能只講效益不講成本，或者只論證因此而取得的效益，而不論證因此付出的成本。當然，成本和效益既包括直接和間接的，實物和貨幣的，也包括客觀和主觀的，有形和無形的，都要計算妥當。

需要明確的是，成本的天花板和紅線在于安全，即不能危及、觸發(fā)或引發(fā)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。因此，我還建議，擴張性的宏觀政策，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，都要堅持“擠牙膏式”地擴張。所謂“擠牙膏”，是一種形象化的表述,其基本要義為:要將“牙膏”擠到“牙刷”上，并且需要多少擠多少。這既有別于“開閘放水式”擴張，那會導致大水漫灌。也有別于“擰開水龍頭式”擴張，那樣即便細水長流，也把握不好擴張力度。與之相反，“擠牙膏式擴張”既要堅持精準有效，又要堅持適時適度。

宏觀政策切忌“病急亂投醫(yī)”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：除了做成本效益分析，宏觀政策配置還需要注意什么？

高培勇：宏觀政策配置還要注意對癥下藥。當前，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，既有周期性的，也有結構性的，還有體制性的，并非都可以通過“逆周期調節(jié)的擴張政策”來解決，更不能一概而論。旨在逆周期調節(jié)的擴張性宏觀政策，沒法做到“包治百病”。在面對結構性問題，特別是體制性問題上，很可能處于有心無力的狀態(tài)。

我們應當清楚，來自需求、供給和預期方面的三重壓力，并不在同一個層面上，而是存在隸屬關系，其中最重要、最基礎、最關鍵的壓力來自預期轉弱。正因為如此，習近平總書記在2月7日的講話中明確提出，進一步引導經營主體強信心、穩(wěn)定社會預期，努力實現經濟運行整體好轉。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：接下來該如何進一步穩(wěn)定預期？

高培勇：要穩(wěn)定預期，政策可以起到一定作用，但最根本的還是需要通過改革。所以，我們要避免在政策軌道上，特別是擴張性宏觀政策配置的軌道上出現“塞車現象”。一旦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逆周期調節(jié)的宏觀政策，很可能會用力過猛，也很可能會引發(fā)大水漫灌，導致成本過大，甚至產生財政和金融風險。因此，我們要始終堅持一個原則：改革的歸改革，政策的歸政策；橋歸橋，路歸路；對癥下藥，精準施策。

總而言之，宏觀政策不能“病急亂投醫(yī)”。在當前，要特別注意宏觀政策配置必須契合高質量發(fā)展的要求，必須圍繞高質量發(fā)展的主題，必須完整、準確、全面地貫徹新發(fā)展理念，牢牢把握住高質量發(fā)展這一首要任務，必須統(tǒng)籌發(fā)展和安全，把發(fā)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礎之上。為此，我們要不斷地警醒、反復地告誡自己，我們身處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，而非高速增長階段，高質量發(fā)展階段不論從理念、思想、戰(zhàn)略還是從其他方面來看，都顯著區(qū)別于高速增長階段。

（本文刊發(fā)于《中國經濟周刊》2023年第14期）

2023年第14期《中國經濟周刊》封面